天下网商记者 张超

最近一个月，印度富士康忙前忙后，先后接待了路透社、彭博社，还有一些北美科技媒体的好几波记者。

这么多记者飞越大半个地球来到印度，当然不是为了见证iPhone X在印度的首次量产。

记者们希望通过实地探访来探寻一种可能性——随着贸易摩擦加剧，苹果到底有没有可能，将部分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印度，通过“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”来规避风险。

要实现这种可能，不单单取决于苹果的意愿，更重要的前提条件，是印度制造有没有能力承接产能，从世界工厂的篮子里分走几个鸡蛋，甚至取而代之，成为新的世界工厂。

关税触到了苹果的生命线

躲过三轮关税加征，苹果在美国新一轮关税加征中瑟瑟发抖。

9月1日起，美国分批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，第一批征收15%关税的商品，就有苹果的智能手表Apple Watch和蓝牙耳机AirPods。

这还没完，12月15日起，美国又要对手机、手提电脑等加征10%的关税，其中就有占据苹果营收半壁江山的iPhone。

美国CNBC电视台分析，针对手表、无线耳机等的额外关税，将让苹果损失5亿美元，如果算上手机，苹果的利润至少会减少50亿美元。

50亿美元，倒不至于让苹果伤筋动骨，毕竟2019年第三财季，苹果的净利润就超过100亿美元，更何况人家账上还躺着2100亿美元的现金。

短期经济损失不算什么，苹果更担心的是，难以预判走向的贸易摩擦，会给美国市场带来一些不可控的风险和影响，而对眼下的苹果来说，美国市场不容有失。

2018年，美国、中国、欧洲，是iPhone的前三大市场。

可就在今年二季度，iPhone全球销量经历了近几个季度最严重的下滑——3640万部iPhone，同比下滑11.9%，落后华为200多万部。

在中国市场，iPhone二季度销量为570万部，同比下滑14%；欧洲市场，iPhone销量为640万部，同比下滑17%；只有在苹果的大本营北美市场，iPhone的销量、份额依然保持着第一名，但也同比下滑了1.7%，与此同时，老对手三星却有所增长。

8月16日，库克亲赴白宫，对特朗普抱怨，三星是苹果的“头号竞争对手”，可是作为一家韩国公司，三星（越南制造）无需支付关税，这让苹果处于下风。

iPhone太贵了，苹果根本没办法通过涨价的方式，将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。

印度代工厂现在还很弱小

面对关税大棒，苹果要么自己出血硬抗，要么将部分代工厂搬出中国，如果一定要搬，若以美国市场在苹果营收的占比看，他们至少需要转移三分之一的产能。

最新供应链数据显示，苹果在全世界有59座代工厂，分布在四个国家——中国52座，印度3座，美国和巴西各2座。

路透社统计的苹果代工厂数据

其中，印度和巴西代工厂负责组装生产老款中低端iPhone，主要满足当地需求。

美国代工厂负责组装高端台式机Mac Pro，不过华尔街日报今年6月爆料，苹果已决定将Mac Pro生产一并转移到中国。

全球主要市场的苹果设备，基本都来自中国代工厂，富士康、和硕、纬创等公司雇佣了数十万工人，组装出数以千万计的iPhone、iPad、Apple Watch和MacBook。

如果苹果需要转移三分之一的产能，印度的代工厂接得住吗？

四年前，富士康在印度斯里城开设了第一家苹果代工厂，四年中，富士康又在印度南部建成了另外两家代工厂，分别位于金奈和甘吉布勒姆，他们还表示计划扩建这些工厂，同时再开设两家新的工厂。

“富士康将工厂转移到印度，体现了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商业原则。”富士康印度业务负责人乔什·福尔格面对媒体侃侃而谈，他认为印度代工厂有不少优势，比如印度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一半；印度拥有包括才华横溢工程师在内的大量工人；印度政府也在提供帮助……

可是造访工厂的媒体却发现，实际情况并不像乔什·福尔格说的那么乐观，哪怕是印度最被看好的劳动力优势，其实也没有那么明显。

在印度富士康，超过90%的工人都是女性，但女工们离职率很高，很多人抱怨工作内容单调乏味，只把这份工作当作暂时的糊口之计。

前不久，一家印度富士康工厂的400名女工集体翘班，去参加了政府教师招聘计划，虽然教师工资可能只有富士康的三分之一。

为了稳住这些女工，印度富士康为她们支付了额外的安保费用，并为离家较远的工人提供接送和住宿，还在生产线的测试、包装和组装部分至少教授了她们10项技能，让她们可以轮流从事不同的工作。

可即便如此，印度工人在精密制造方面的技术，目前还是无法与中国工人相提并论。

库克视察富士康中国工厂

组装一部iPhone，需要大约400个工序，包括抛光、焊接、钻孔和上螺丝。印度工人必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培训，才能正式走上工作岗位。

为此，富士康计划从今年开始多花三亿卢比（约合3000万人民币），在印度建立两个培训中心，在三年内培训10万工人。

印度富士康为iPhone X规划了两条生产线，但是目前只先开了1条，1个月产量只有6万部。

而在2016年，郑州富士康就有94条生产线，一天生产50万部iPhone，产能是印度富士康的250倍。

厂建到印度供应链还在中国

印度富士康的产能上不来，不仅受制于工人数量和素质，更大的限制来自供应链和物流。

在富士康位于甘吉布勒姆的工厂，媒体实地探访发现，代工厂方圆百里内，不见零部件厂集聚，就连富士康自家的连接器、机构件等工厂都没跟来印度。

富士康位于印度甘吉布勒姆的工厂

富士康印度工厂需要的零组件及半成品，仍要仰赖运输距离5800公里外的广东，这些零件装上船后，穿越孟加拉湾，经历大约一周的航程，才能到达印度第二大港金奈港，而从港口到达园区，还需要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。

给iPhone配套的电池厂倒是设在印度，可是远在2000公里之外、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南方的诺伊达，电池坐上卡车，要开上3到4天才能运到。

一部iPhone的零组件上千个，涉及超过200家供应商，一旦短缺一个零组件，就不能按时出货，供应链复杂程度远高于传统制造行业。

而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，几乎都在24小时车程之内。

央视报道，中国供应链优势强大

曾经，苹果在最后一刻更改了iPhone的屏幕设计，新的屏幕面板就在当天午夜运达代工厂。12小时后，一块块新屏幕就都嵌到手机上。

一名前苹果高管曾对《纽约时报》说：“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。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？隔壁工厂就有。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？隔街的工厂就有。你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？三小时就行了。”

可是如果在印度组装iPhone，以前1天内能完成的零部件交货期，被拉长到7倍以上，而供应链由短变长，意味着库存增加、运费增加，营运风险也增加了，而最大的风险莫过于断链。

苹果就曾为断链交过学费。

2012年，伟创力在美国奥斯汀建立了组装Mac Pro电脑的代工厂，可是新机临到上市，工人们突然发现，有一款螺丝钉不够用了。

放在中国，一种零件短缺，供应商当天就能供货，但在美国，一切都行不通了。最终，一颗螺丝钉，让这款美国组装的Mac Pro推迟了数个月才上市。

2019年新款Mac Pro

苹果创办人乔布斯曾说，iPhone不在美国组装，原因不是成本，而是亚洲工厂生产速度快，能兼具经济规模与灵活性。

在中国，苹果供应商的集群效应，不只提供了完整的供应链，还能加快整个供应和生产环节，让苹果得以在每年生产数亿部设备的同时，只持有几天的库存，这对苹果的自由现金流至关重要。

中国才是全球手机制造中心

苹果为难的是，就算他们冒着“断链”的风险，将组装环节放到印度代工厂，可能还是逃不过被征收关税的命运——印度一直对进口的手机SKD（半散件）征收5%—15%不等的关税，以贯彻莫迪的“印度制造”计划，这项政策旨在利用印度巨大的智能手机市场，加快推动手机产业链在印度本土的落地。

要降低这部分成本，除非苹果能把供应链逐渐搬去印度，但这样操作的难度，比代工厂搬家要难得多。

数据显示，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，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，达到349家，产品包括iPhone的摄像头模组、PCB线路板、天线、FPC柔性印刷线路板、扬声器、触控马达、玻璃盖板、玻璃后盖、金属结构件和精密连接器等。

2019年，苹果前200大供应商在全球拥有807座工厂，其中383家在中国大陆，比例为47.46%。

2018年到2019年，苹果前200大供应商一共新增了29家工厂，其中27家工厂选择设在中国大陆。

也就是说，中国制造在苹果供应链中占据着绝对优势，而且随着贸易摩擦的加剧，这种优势反而在扩大。

苹果前200大供应商在印度也有工厂，2018年是5座，2019年增加到了8座。

苹果供应链扎堆中国，原因非常简单——中国既是全球第一大手机制造国，也是全球第一大手机消费国。

2018年，全球手机产量为20亿部，中国制造了其中的15亿部，印度制造了2.25亿部。

2018年，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4亿部，中国卖出了其中的3.9亿部，印度卖出了1.4亿部。

另外，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也占据了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，种种因素叠加，才奠定了中国全球手机制造中心的地位。

中国品牌推动的产业链转移

不可否认，中国手机产业链确实正在向印度转移，但驱动因素并不是苹果，而是中国手机品牌，后者已经拿下印度市场半壁江山，并期待拿下更多的市场份额。

因为印度对智能手机零组件渐次加征关税，手机厂商如果想在印度获得长期发展，必须把代工厂和供应链逐渐搬到印度。

近年来，中国手机品牌不断扩大在印度的代工规模，品牌商也不断邀请其在国内的上游供应商赴印度建厂。

2018年8月，小米供应商合力泰宣布将投资140亿卢比（约合人民币13.9亿元）在印度建立一家工厂，以生产紧凑型摄像头模块（CCM）、薄膜晶体管（TFT）、电容式触摸屏模块（CTP）、柔性印刷电路（FPC）和指纹传感器。这是印度第一次生产这些手机零部件。

合力泰在印度的工厂

同年12月，TCL印度产业园正式动工，总投资额达15.3亿元的华星光电印度模组项目，将整合大尺寸电视屏及中小尺寸移动终端显示屏生产，规划年产出800万片大尺寸电视面板及3000万片小尺寸手机面板。

TCL印度产业园

今年3月，小米供应商欧菲科技也宣布在印度成立子公司，以实施智能手机微摄像头和指纹识别模组生产项目。

这些年在印度投资设厂的手机供应商，大大小小还有不少，可以说，印度手机产业链已经初具规模。

然而，中国手机品牌推动的产业链转移，主要还是为了在国内换机需求放缓的背景下，争夺印度市场巨大的人口红利，换言之，印度制造是为了优先满足印度当地的需求，而不是以印度为基点，向全球输出手机产品。

事实上，中国品牌不只在印度这么干，在印尼也这么干，为了争夺近3亿人口红利的印尼市场，OPPO、vivo、华为和小米这两年都在印尼建立了代工厂。

而印度市场的苹果，恰恰是最尴尬的透明存在。

2018年，苹果在印度只卖出了170万部iPhone，还不到其全球出货量（2.25亿部）的百分之一，当前印度智能手机平均售价只有158美元，昂贵的iPhone，对绝大部分印度消费者而言，只能是一个远景目标。

不是谁都可以成为世界工厂

只有面向全球市场的印度制造，才能够帮助苹果破局，但要想成为世界工厂，就需要拥有世界工厂的配套条件和基础设施。

看看iPhone在中国的生产过程，就知道什么是世界工厂的标准。

2016年，国外媒体探访了富士康郑州工厂，这座占地5.7万平方米的工厂，一天能生产50万部iPhone，最多需要雇佣35万名员工。

工厂就设在保税区内，海关距离工厂大门才几百米远，这样便免去了材料组件进口环节，也可以省去成品出口环节，不仅节省了关税成本，也大大提升了通关效率。

计划销往美国和全球各地的iPhone，由卡车运输到距离海关5公里外的郑州机场，这座机场为了起降波音747全货机进行过大规模的扩建，而一架波音747全货机一次就可以将15万部iPhone空运到全球各地。

iPhone6和iPhone6 Plus由波音747从中国运往美国阿拉斯加

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iPhone，则在保税区海关完成从“出口”到“进口”的过程，再被装到集装箱卡车上，一辆集装箱卡车可以装载3.6万部iPhone，经过18小时陆运到达上海的苹果全国配送中心。

郑州新郑保税区的海关

以平均时间计算，一部iPhone在离开富士康郑州工厂后，2天就能到达949公里外的上海苹果门店，3天就能而到达10138公里外的旧金山苹果门店。

高效的物流和运输，复杂的流程和系统，才是劳动力优势之外，中国在30年间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的秘密。

反观印度，目前连工业制造最基本的水电需求都无法保证。

在印度金奈的斯克里伯鲁布德工业园，政府提供了土地、水和电力连接，可是富士康、戴尔、伟创力等公司建起自己的厂房才发现，金奈当地严重缺水，附近四个水库几乎干涸。

金奈的菲亚特克莱斯勒、塔塔咨询服务公司、威普罗公司等大型制造和IT公司，都减少了食堂和厕所的用水，一些小企业更是直接让员工在家上班，减少单位用水压力。

BBC报道金奈当地严重缺水

瀛通通讯印度工厂负责人邱斌则向证券时报记者吐槽，“印度电力设施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观澜，夏季用电高峰期每天断电十几次都是常有现象，厂房必须配备备用发电机，不然无法开工。”

除了劳动力成本之外，印度制造其他生产资料较中国并无明显优势。比如印度很多地区厂房月租金达到30元人民币/平方米，几乎与深圳相当，工业用电采用阶梯收费，价格也与广东地区差别不大。

郭台铭曾经告诉印度总理莫迪，富士康可以帮助印度转型为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巨头，但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已经花了30年的时间。

赶超中国，需要印度政府和私营部门大力投资公路、铁路、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，可最近发生的一个大新闻，却严重动摇了外界对印度基建的信心——一座修建42年、耗资近220亿卢比（约合22亿元人民币）才建成的大坝，居然在正式启用不到24小时就垮塌了……

另外，当中国大力投资基础设施的时候，全球供应链支离破碎，可以说中国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才成为世界工厂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。

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印度制造前景无限，但对苹果而言，终究是远水难救近火。